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简短|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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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时常抽空看一些关于励志的名人事迹，总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的，那么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都有哪些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

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：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

　　作者:善观雪

　　一直觉得能够跟随自己心走的人，都是勇士。这样的人必定是看尽世态炎凉，方才能够领悟的老者。然而，一个15岁的小姑娘却刷新了我的判断。

　　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

　　欧阳娜娜，13岁就成功考取世界顶尖音乐学院——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，成为郎朗的学妹。15岁，她和大美女林青霞站在一起参加一档电视综艺节目。张爱玲喊，“出名要趁早”，然而，少年成名必定遭受非议。

　　很快人们就发现她来头不小：她的父母都曾是台湾演艺界名人，现在在台北身居要职;她的姑姑欧阳菲菲，是将《感恩的心》和《热情的沙漠》唱红大江南北的天后级歌手，而林青霞就是她姑姑的好友。好事者理直气壮：“如果我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说不定比她还红。”“欧阳娜娜一点儿也不漂亮，不过就是靠林青霞的关系罢了。”面对镜头，她始终微笑，从不解释。

　　然而更大的质疑扑面而来：“15岁，正是读书的最好年华，为什么还有时间参加综艺节目?”家人替她发微博解释“休学”。惹来诸多不怀好意的猜测：“休学当艺人，太不明智了”“欧阳娜娜贪慕虚荣”。更有人诽谤她“因为通告太多被学校开除”。事实却是因她未成年，赴美求学不能住校，她的妈妈只得放下工作，带着妹妹一起去照顾她，爸爸和姐姐留在台湾，幸福的家因她而分散两边，她为此愧疚，才大胆决定暂时“休学”。等满了18岁，就一个人出去念书。

　　面对镜头，她的妈妈难过得落泪，而她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啊，讨厌我的人对我没影响，我又不用和他们讲话。”一副“我不在意，只随我心”的姿态。从此后，依然做自己，拍戏、写书、弹琴，不亦乐乎，越来越美。

　　当我们为“不喜欢自己”的声音烦恼时，告诉自己“没有人能够被所有人喜欢”就能够像欧阳娜娜一样快乐起来。

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：有一种慢，属于黄轩

　　黄轩给人的感觉，可以用他的代表作来形容——“蓝色骨头”。在他的身上，有着双鱼座天生的孤独气质，又带着后天养成的优雅。

　　无论是《推拿》还是《黄金时代》，都属于文艺片，再加之黄轩又出演了《红高粱》里痴情儒雅的张俊杰，所以便被贴上了“文艺男”标签。他一边调侃着说，“难道自己长得不商业吗”，一边又觉得，能被当成“知识分子专业户”还是个不赖的体验。

　　有一种慢，属于黄轩

　　黄轩常常利用自由时间去全世界溜达，不会带助理，连经纪人都很少通知。往往就是参加完某个电影节，他便突然“落跑”了。他去的地方都很小众，可能是去某个草原看羚羊，也可能只是去某个胡同的酒吧听流浪歌手唱歌。

　　对于那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、城市，黄轩没什么兴趣。同样，除了拍戏，他对曝光度这种东西也是避而远之。他常常拿一句话来警醒自己。那是丹尼尔·戴·路易斯所说的，“作为一个演员，你不能让观众知道你穿的袜子是什么颜色”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除去当一个演员，黄轩更希望能做自己。这样的自己，可以不用担心黑眼圈，熬夜去读一本好书;这样的自己，可以不在乎形象，席地而坐撩拨一下吉他;这样的自己，不会怕偷拍，能够去博物馆逛一逛;这样的自己，会偶尔感性，在微博上写一些随感……

　　无论是对艺术，还是其他领域，黄轩似乎都保留着真实的求知欲。而他这个人也实在，从不会哗众取宠，又或是夸大其词。他会坦白地承认：自己爱上书法，并不是想要表现得高尚，只是为了让心静下来。

　　大三那年，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。他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，分别失去了爷爷、奶奶还有父亲，自己又没有拍戏，每个空闲的时间就变成了煎熬。为了尽快驱走悲伤的情绪，他就想着找点事做。有一天，在逛文具店时，他无意中发现了毛笔字帖，便买了回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都在家写毛笔字，一写就是一下午。随着内心的充实，也就没那么难过了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他爱上了书法。

　　黄轩写的字，力透纸背，如同他这个人。他活得随性又不随意，认真却不较真，内心有着自己的宇宙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没有太多复杂的事情，他也善于在微小的事物中寻找生命的真谛。

　　与其说黄轩活得文艺，不如讲他只是比我们活得简单。半落的桃花，格陵兰夏季时整日的太阳，都是他的追求、他的快乐。而这些美好，不是没有存在于世界，只是未能停留在我们的眼里，没能落在我们的心上。

　　他从来不需要炒作，只是凭着演技，就能让人们自动为他点赞。在《芈月传》和《女医明妃传》里，他都有不凡的表现。相信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不会再是金马奖的遗珠，而是能真正捧起奖杯的那个人。

　　只不过，黄轩也说了，有一些树木的成长周期很快，比如杨木几年就能成长为参天大树，但很少有人去拿它做珍贵的东西。而有些树木，成长周期虽然缓慢，却长得结实，经得起推敲。就像是人，时间长一点，对气质和人物的诠释，都会有影响。看来，他并不急于求成，反倒是更愿意在风雨砥砺中体会更多的情愫，再注入角色中。

　　既然黄轩能被梁朝伟看中，能被越来越多的导演青睐，能得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ChristophWaltz的激励，那么，他迟早都会得到应有的认可。只是，兴许是明天，或者是明年。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，管他呢。

　　清晨烙饼煮茶，傍晚喝酒看花，黄轩从来都不着急行走。有一种慢生活，属于他，那是大器晚成，亦是淡泊名利。

关于励志的名人例子：别致的外交“会晤”

　　作者:李肇星

　　友情无价

　　1963年，我在北大读三年级。有一天，系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，让我帮助一个名叫姜锡柱的朝鲜留学生学英语。此后我就与姜锡柱同住一屋。白天我们分开吃饭、上课，晚上我辅导他一小时英语。因为性情相投，我们成了好朋友，学校组织什么活动，我都拉着他一起参加。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我毕业。

　　那个年代纪律严格，他回国后，我们就不再联系了。但我们都曾表示，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而努力工作。若干年后，姜锡柱担任了朝鲜第一副外相、内阁副。无巧不成书，我们都成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，在为推进中朝友谊出力。

　　别致的外交“会晤”

　　20xx年11月，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，终于见到了几十年前的室友姜锡柱。我们都异常高兴，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《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》。

　　20xx年3月24日，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。朝鲜的同志告诉我，领导(指姜锡柱)有交代，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国宾馆。

　　姜锡柱见到我后，显得非常高兴。

　　我问他英语怎么样了。他说：“太忙了，快忘光了，只记得一些单词，比如apple(苹果)等，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。”

　　我开玩笑地说：“那都是我的过错，当时对你帮助不够。”

　　闲话一过，马上转入正题，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交流。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们交换意见的一个议题。姜锡柱说：“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，我们是唇，你们是齿……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们两国是好朋友、好邻居，我们俩是好同学、好室友。”他点头。

　　晚上，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。

　　他先讲了一段话：“我代表金敬老同学——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，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。40年前，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，有时还挤一个被窝。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。李外长学习很刻苦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，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。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，老同学还偷懒，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，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指头上，用脚关灯。但关灯入睡后，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。李外长翻身或伸腿时，灯就时亮时灭，影响了我的睡眠。我的老同学睡得香，学得好;而我学得不如预期的好，可能与此有关。大家看，今天我的老同学已是外长，我还是副外相。”

　　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　　我在致答谢词时说：“老同学所言属实，我深表歉意。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，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，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。我之所以能忍受，主要是出于要学习友好邻国呼噜的考虑。”

　　大家又是一阵大笑。

　　“厕所外交”

　　20xx年7月27日，我出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与中日韩(“10+3”)外长会议。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来了，但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“双边”会面的安排。

　　在一次会上，我发完言，离开座位出去“方便”一下。哪知道日本人很细心，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一“情况”，麻生带着秘书很快跟了出来。后来听说，他让秘书把住厕所的门，不让其他人进，自己赶紧进去找我。

　　麻生用英文对我说：“外长先生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中日关系这么下去对双方都不利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那是你们的问题，责任在日方。你们凭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?你们首相为什么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?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不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出一个合理的交代，中日关系就难以恢复正常。”

　　麻生表示听懂了，理解了……

　　这次在特殊场合进行的计划外的交流效果还不错，为两国高层恢复接触开了个头。

　　后来，不知道日本媒体怎么打听到了这件事，报道说，麻生和李肇星在双方都“方便”的地方进行了方便有效的双边沟通。这个故事被演绎为中日外长的“厕所外交”。

　　外交官在一起并不全是唇枪舌剑，有时也会有这种无伤大雅的闲聊。有一次我和麻生见面，正式会谈谈得不错，晚宴上有时间闲聊，夫人们也在场，谈话内容很轻松。

　　麻生的夫人告诉我，她家有个亲戚，在20世纪40年代到过延安，帮助过八路军，对中国很有感情。我借机“表扬”说：“日本人民曾经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过支持，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给过帮助，中国老百姓心里是有数的。”

　　这时，麻生接过话茬儿说：“是的，日本妇女比日本男人心胸开阔、身体健康，平均寿命也比男人长。这方面，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。”

　　我好奇地问：“真的吗?为什么?”

　　麻生说：“你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反映在这上面。改革开放前，中国妇女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男人多1岁;2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这一差距扩大到3岁。”

　　我一愣，这个情况我不知道，看来麻生在研究中国问题上下了功夫，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真不少。

　　我反问：“日本的情况如何?”

　　麻生答：“日本女人比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多5岁。”

　　我问：“女人比男人长寿，这个说法可靠吗?”

　　麻生说：“这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。日本女人长寿，除了生理原因之外，主要是敢说、敢哭、敢笑。相比之下，男人差多了。男人见了上级总是不敢说话，怕说错了上级不高兴;得到表扬不敢笑，怕别人说他骄傲;挨了批评或受了委屈不敢哭，怕别人说他态度不端正。前年一次抽样调查表明，日本女人流的眼泪是男人的5倍。”

　　说完这段话，麻生看了一眼夫人，得意地笑了。

　　麻生卸任外相后，仍然不忘老朋友。我不当外长后，有一次访问日本，麻生正在竞选首相。他在自民党党部见了我。

　　他的办公室很简单。我说：“你这么简朴。”

　　他谦虚地说：“这是向中国学的。”

　　他还说：“不管当不当外相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”

　　几天后，麻生竞选成功，当上了日本第92任首相。

　　20xx年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已经卸任的麻生为加强两国动漫产业合作率团访华。他想与我见面。我没有别的时间，便早早起床，与他在我家附近——长安街上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45分钟的早餐。结果，两人谁也没吃饱，却老习惯不改，就当时的国际热点西亚、北非等问题交换了看法，达成了难得的非官方的“广泛共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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